本文較長，且跟財經未必有直接關係。慎入。
在下固非歷史學家，亦非國際關係專家，也沒有多少背景和人脈，只是一個對歷史有點興趣的市儈engineer-turned-investor。是以沒甚麼框架，也不見得很嚴密。如果各位想讀對「修昔底德陷阱」更精密更專業的分析，信報幾位的專欄作家譚新強先生、沈旭輝先生、林行止先生等等俱有論及，各位鍵入「修昔底德陷阱」關鍵字就可以找到。
最後，此文既然不是嚴格歷史文章，當中自有不少個人對某段事件的意見、臆測，和演譯，在此在下會加上「個人認為/猜測」，以玆識別。
修昔底德陷阱是來自現代美國政治學者的說法
最近兩三年，有個詞語好hit：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來源自古雅典的政治人暨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其大作《伯羅奔尼撒戰爭》裡提到：「當一個崛起的大國（雅典）與既有的統治霸主（斯巴達）競爭時，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告終」。而這一句又由美國政治科學學者Graham T. Allison在2015年一篇文章中引為標題：「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將戰？」，並欲以此來解釋中美的情況和推演以後的發展。該文的結論並非判斷是否有一戰，而是美國須對自己的外交目標和政策作出全面檢討，並且要明白必須要跟中國作長期多層的互動讓雙方增加理解。
只是，此詞一出，加上川普上台後中美之間的關係由奧巴馬時代的暗戰變成現時的明爭，就引起華文世界也關注此詞，兼且根據自己的立場去論証或中國必勝、或美國必勝、或雙贏、或雙輸等等。但是，整個場景到底是甚麼呢？卻又鮮有詳細提及。最多只以國力之爭、或意識形態之爭、或海洋陸地之爭、或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之爭等來討論。
可是，到底當時的場景是怎麼樣呢，或者說，是否就是分開兩個陣營，雅典及其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以下簡稱提盟）挑戰，斯巴達及其伯羅奔尼撒同盟（Peloponnesian League，以下簡稱伯盟）反擊，兩大國奮力大戰以爭奪愛琴海世界的霸權，像一戰和二戰那樣兩邊決勝呢？
斯巴達的特徵
恐怕不是那樣。且由斯巴達說起。
說到斯巴達，大家會想到甚麼？第一印象恐怕多是電影《戰狼300》裡那些有車門胸肌朱古力腹肌只穿底環去溫泉關以300敵15萬的肌肉猛男。那大家有沒有想過：既然他們的戰士那麼勇猛強勁，為甚麼從沒有聽說過「斯巴達征服希臘以致世界」的故事呢？甚至以會戰計，除了溫泉關和普拉提亞（都是第二次希波戰爭內）外，為何斯巴達沒留下其他英勇事蹟呢？
因為斯巴達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城邦，那些肌肉戰士的生存目的別說不是為了征討外國，連說是為了保護城邦自己都有點勉強。真正的目的是為了用區區1萬到1萬5個斯巴達公民（戰士、地主，和統治者）去震懾13萬個希洛人（農奴）和7萬個自由身的非斯巴達公民（工商業者）。而斯巴達會弄出這樣一種社會，個人認為，跟它起初是由北方的多利亞人入侵至希臘的伯羅奔尼撒半島，而該半島有足夠肥沃的土壤去種糧食，又有足夠的礦物，以及因此數量眾多的原住民有關。
即是一幫猛男組成一個字頭，收保護費。不過，地盤大，收片多，字頭應該有興趣擴張才是嘛，為何會閉關自守？
斯巴達由擴張變自守的邏輯
斯巴達確實有過一段擴張時期，可那是第一次希波戰爭之前三四百年左右發生的。那時斯巴達人已經把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東半部，即拉科尼亞（Laconia）拿下，並將原居民中的貴族及早投降的市民變為沒有公民權的自由民，壟斷工商業並提供除糧食外的各種給養予斯巴達人（此階層為珀里俄基人，Periokoi）。餘下的反抗平民通通變為農奴階層（即希洛人，Helots），負責為斯巴達人種田，和成為斯巴達公民成年禮時的「獵物」。
但西半部的麥西尼亞（Messenia）仍由原居的希臘人統治。於是，斯巴達通過2場戰爭，延綿75年（中間停過火約40年），牢牢控制麥西尼亞，並將原居民，不論貴族還是平民，都通通變為農奴階層希洛人。之後也曾北上征伐Tegea，和長期對頭Argos也打了不少仗，但受制於軍隊規模只有那一萬來的斯巴達公民，若集中對外，那麼國內的希洛人就能夠起義反抗；如果集中兵力鎮壓，就無法有足夠兵力對外征服。
那為甚麼不開放公民權去增加士兵呢？
個人認為，一者在那個生產力的年代，能夠長期不離開土地的奴隸/農奴是必需的。而希臘半島本身土地有限，海岸線倒很長，對著的又是風浪比大西洋細，沿線又多島嶼的地中海。不少奴隸/農奴可以向海坐船逃跑。希臘半島又多山，便於陸上分裂割據（增加征服和統治成本），又便於從海路獲得他國支持（也是增加征服和統治成本），因此擴大公民權從陸上征服，成本效益不足（這恐怕當代的統治階層已經交了不少血的學費）。
更重要的是，這也意味要打破原本有一二百年穩定的社會結構和精銳軍力，而去試驗一些效果未知的方法，這對最早稱霸（公元前600幾年）的斯巴達來說，既然週圍未有繁榮強悍的城邦可展示第二第三條路，實在找不出甚麼理由去試。
既然不會再擴張領土，也不需要增加兵源，更可以通過斯巴達那近乎變態的訓練方式去訓練戰士以在心理和身體上同時震懾各週邊城邦，而建立出伯羅奔尼撒同盟這個鬆散的軍事攻守同盟。那麼就把斯巴達定格在這一刻好了。而為了穩定，為了保障斯巴達公民的權益，特別是較大較悠久的家族的利益，防止權力向雙國王傾斜（也防止兩個國王隨便征伐其他城邦），才出現五人監察官制度去制衡國王的權力。此五人一年一任，由公民選出，不得連任和重任，這固然不會讓權力集中在個人上。但是，考慮一下斯巴達的那種嚴格的軍事社會，上下關係必然極為清晰和固化，恐怕在考慮選誰時，自然是以老長官圈子馬首是瞻。這等於讓累世軍事貴族和兩個王族之間相互牽制。
斯巴達的邏輯和表現
在總結斯巴達的國本前，還要多說三點：
1. 國王家族不用接受那種軍訓和成人禮。他們當然仍有軍訓，但此外還加上較全面的國王教育，以助其領軍和外交的任務。因此積累了多代，並受外國衝擊後，王族有較開闊的視野，也更傾向改革內政和對外擴張。卻又因為現行的制度被大大約束而無法動彈。
2. 斯巴達公民（亦即戰士）不做任何營生：其領有的土地由希洛人耕作，收成的一半上繳給領主，領主再交給政府。不能按時繳費會受罰，包括喪失公民權。而戰衣、裝甲、盾牌、武器，和各種用品由珀里俄基人上繳，定額後所剩屬於珀里俄基人的財產。珀里俄基人是可以經商、擁有和開採礦山、通航等等。所以，斯巴達人自己不經商不用貨幣，不代表其治下的拉科尼亞和麥西尼亞地區不經商。單是糧食（和農奴）採購已經是大生意。
3. 斯巴達人：珀里俄基人：希洛人的人口比例大約是 = 1：7：13。
於是乎，斯巴達的治國邏輯就是：
1. 防止希洛人怠工、逃亡、暴動、乃至叛亂。
2. 防止國王集權和其帶頭的任何改革及擴張行動。
3. 提供珀里俄基人能夠安全經營工商採礦的環境，保證其準時納稅。
4. 防止任何能夠令1和2出現問題的因素，尤其是外來影響。
5. 抵抗外來侵略，但不主動侵略他國。
6. 通過外交和軍事行動去干涉能夠影響4的外來力量的內政，前題是盡量不違反5，就算違反，也得加以控制。
7. 如果沒影響上述各點，斯巴達就漠視各種變化。
而表現在當時的「國際關係」上，斯巴達：
1. 反應遲鈍。
2. 無力控制盟友。
3. 反覆無常，沒有外交上的清晰思考和盤算。
4. 對應手法少而笨拙。
請各位記住以上各點，因為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至少在斯巴達一方，考慮的不是「永續霸權」而是「內政不變」。一隻手掌拍不嚮，這個所謂的陷阱真的是我們以為的哪樣嗎？
雅典的自然環境和特徵
是時候討論另一隻手掌：雅典。
要討論雅典的邏輯，就先由雅典的水文地理說起。
雅典本身在希臘半島東端，與在西邊的伯羅奔尼撒半島（斯巴達所在）隔海灣相望。雅典本土多山而土地貧瘠，也沒有多少可供灌溉的河流，除了北部有少許田地可種糧食外，其餘土地只能種經濟作物如橄欖和葡萄：前者可搾取橄欖油，後者可釀酒。也有適合燒製陶器的泥土。這些合起來就是後來雅典三大用來出口的貨物：橄欖油、葡萄酒，和陶器。除此以外，雅典就只有天然良港一個。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實以上各點，別說在希臘半島及附近的希臘城邦都有（科林斯就有），在意大利半島南部的希臘系城邦如塔蘭托也有，西西里島第一強邦敍拉古一樣有，以致今日土耳其近希臘半島一帶，當時稱為愛奧尼亞地區的十二個希臘城邦通通都有。甚至這些城邦有更好的條件：科林斯還產布匹、塔蘭托貨量更多之餘也有大理石、敍拉古更不用說：乃地中海世界三大糧倉之一（其餘為埃及和環黑海一帶）、愛奧尼亞地區則既有金礦銀礦銅礦，又因在亞洲，近水樓台，可以跟盤據在亞洲的強權如呂底亞、亞述、巴比倫，和後來的波斯做生意，甚至也可跑到亞美尼亞和黑海地區做糧食、馬匹、毛皮等等的生意。
雅典特質的源起
那麼聽起來，雅典豈非一文不值，就怎麼富強起來呢？
個人認為，雅典的條件如下：
1. 正因為物產少，地面少，不產糧，又不處於陸路交通要道或險要，一般陸權城邦都不會有興趣佔領，事關得不償失也。是以反而少了陸路上的顧慮。作為海路上的一個貿易點，甚至是金銀交換點，有其安全之處。
2. 雖然以希臘半島計，雅典位處東邊，並非中心。不過，如果算上愛奧尼亞諸城邦和克里特島，卻算是中心點。東方的貨物和金銀要運到西方，對此十二個城邦來說，最方便是去雅典，並由雅典入口陶器、橄欖油、葡萄酒等等。
3. 先天條件的缺乏，只得陸路不受侵擾和海運中心二點，等於是一個相對嚴苛但又充滿機會，不便農牧採礦卻方便製作經商的一個環境，適合膽大心細有眼光的商人去開發，而且只能夠是最精明的一批，等於是適合人材匯聚的地方。
4. 也因為前述3點，人材匯聚之餘，也要有發揮的空間。如果不斷有集權者的干擾或山頭林立，內鬨不休，則就算有人材也無法一展所長。所以，這種環境，若配合一堆清醒的商人，就令傾向定規矩和講數的人較易生存壯大（畢竟和氣生財，有規矩才能有信任）。間接也較易促使社會自發訂立規矩和制度。並且逐漸讓多方參與搏奕而非它於一尊，這是支持工商業社會進一步發展。
5. 跟第4點相關的是，因為整個繁榮並不是靠「賣太公留下來的物產」，而是靠「開發新市場」，反而令其發展潛力不受天然資源限制；甚至，限制反而是動力，令當地商人更敢於創新和擴張（or…well…掠奪，just in case）去建立新市場。再說，人材匯聚，有人有錢就有需求，雅典本身就已經是一個消費市場。
6. 處於海運和交易中心這一點，既令情報匯集，反過來也方便雅典人向外殖民。愛奧尼亞十二城邦或有不少原雅典人聚居，或根本就是走出去的雅典人建立出來。就算移居多年後，情義已薄，但生意紐帶仍在。而古代做生意，因為缺乏陌生人間的信貸制度，多數都是跟有交易多年的夥伴和對手，於是乎像雅典這種情況（科林斯亦然：敍拉古就是科林斯人建的）就更如魚得水了：整個愛奧尼亞「天然」就是雅典的生意夥伴。
雅典發展接力過程
縱觀雅典的發展，以上的條件不經不覺誘導著選擇：梭倫（Solon）先在權利和責任的平衡（減少差距和開放權利）和鼓勵投資發展（禁止負債者被債主賣身為奴來還債以及貨幣適度貶值增發）下了功夫。跟著庇西特拉圖（Peisistratos）以僭主之身，讓政府提供農民低息貸款、提供法律服務、大力開發新航線、新市場、鼓勵手工業和文藝事業發展，令雅典經濟和文化飛躍。接著由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 確立民主政治，減少豪族影響，提供機會給平民參與政治，通過政策讓平民的營生也可以提升。然後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戰狼300–2》的那個男主角）則全力擴張雅典海軍，確立雅典霸權之餘，因為海軍的戰船需要由基層自由市民當槳手，登陸時更當「海軍陸戰隊」式的輕步兵，海軍的擴張和重要也提升了平民的重要性。最後佩理克利（Pericles）更給服役的最基層市民發放生活補助，讓其安心服役，並且操控雅典，讓其國勢達到頂峰。
以上的進程令雅典吸引了很多人，包括沒有公民權的外國人，來居住、做生意，和學習。結果雅典雖然地少糧少，卻成為各希臘城邦中人口最多，公民最多，經濟最強，和海軍最強（常備200艘3層槳船，必要時可動員300艘），還是提洛同盟之首。但是，在成功激活社會活力並在希臘世界內有最強的動員力之下，卻必須要付出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傾向表面化和激化，對操作此政治的人們，和作為受眾的普通人，俱要求有更高的見識和情商。而同盟的動作，因為雅典需要鞏固自己的影響力，是以就算不一定對國內的利益最有利，也可能不得不回應。
雅典的國家邏輯和表現
個人想法，雅典的治國邏輯如下：
1. 糧食保障：這是基本中的基本，事關雅典由一開始就已經要靠糧食入口才能支持。為此甚至試過遠征埃及。同樣試過因為斯巴達在第二次希波戰爭後，曾經為追擊波斯軍隊而去到拜占庭，令到黑海出入口諸國受其影響，扼住雅典其中一條糧食咽喉，使到雅典不惜勾結斯巴達的五人ephors去罷黜其領軍的富有識見和能力的國王普薩尼亞斯，令斯巴達的影響力縮回伯羅奔尼撒半島。總之，雅典必須保障自己能從黑海換到最便宜糧食，同時亦能合理價格從敍拉古和埃及購買糧食。
2. 工商為本、經濟擴張：雅典就連農業也是種植經濟作物，將橄欖和葡萄加工成為橄欖油和葡萄酒以賣得好價錢。陶器也做到價廉物美以壟斷市場。招攬詩人和藝術家以開發文娛活動和書藉市場。建神廟當金庫（那個年代，地中海各文明的神廟既是金庫又是「銀行」）。投資海外礦場（雅典豪門在迪西里Thessaly和愛奧尼亞Ionia地區都擁有不少金銀銅鐵的礦場，甚至馬其頓地區都有）和森林（不然哪來木材造船）。當然還有造船業。而這一切背後，無非起碼可以換到足量的糧食。此外，通過免除因破產欠債而被賣身的風險去鼓勵冒險做生意。
3. 為了1和2，必須要發展足夠強大的海軍，以保護糧道和貿易通道。2和3更互為表裡：沒有海軍去打擊海盜，乃至震懾他國以開放市場，並且維持足量的優質水手和船者，雅典的工商無法開展和擴張，連糧食都換不了。反過來，沒有興旺的經濟，就沒有錢去玩昂貴的海軍（造船和其維修保養很貴的）。
4. 擴張公民的權利至每一階層的公民並持之以恆：在希臘城邦內，最極端是斯巴達，只得戰士階層係公民。其餘的城邦多數都是寡頭制，即係就算是公民也分等級，有些既可被選也可選舉，有些只有選舉而不能被選，有些甚麼都沒有。而雅典則是逐步向下一兩階市民開放而成為完整的公民。如此可以讓人盡情在2發揮，同時也可徵得足夠的船員/槳手 — 海軍陸戰隊以保證3。
5. 與此同時，卻仍然保障貴族/豪族的權利。雅典沒有消滅階級，甚至也沒有想過利用稅務去拉平階級，只是讓平民階層也能參與政治。因為亦只有豪族才能長期有人參與政治並累積經驗。只是，能否成為十將軍之一執政，就看能贏得多少選民支持。
6. 兩個階級均不喜歡集權至君主一人：此會影響2、3、4，和5。
7. 雅典仍然維持在城邦的格局。只會成霸而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帝國。皆因以雅典的資源進行陸路征服希臘半島再北上巴爾幹半島或東進愛奧尼亞俱得不償失，而且須集權，違反6。反而多通過家族在他國的人脈、資產，和影響力，加上3，去維持霸主地位。
8. 由1–7結合起來，走集體安全保障的邏輯，以便應付強大的對手，如帝國級的波斯，和攻守同盟級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同時通過此保障網，建立經濟圈。並且時刻保持盟主地位。排除潛在對手。
於是，在「國際關係」上，雅典表現為：
1. 不斷尋求新市場和新盟友。並為保護市場而戰。
2. 不惜一切必須控制迪西里（Thessaly）、影響馬其頓和色雷斯（Thrace），以保障糧食通道。
3. 必須擴張並維持龐大海軍。
4. 用盡各種手段孤立甚至政治上干擾可以影響其盟主地位的國家，如斯民達和波斯。也包括懲罰不聽話的盟友。
5. 但因為若果為了4而激化矛盾到戰爭，也許新進人仕（既有有錢人也有窮人）能通過戰爭而得到更高的政治地位，再通過此獲得在他國的資產和影響力，卻必定影響原管治人仕的利益，所以和戰之間也不全然以雅典整體利益考慮。
6. 同樣，有時為了轉移國內對內部問題的視線，而製造危機甚至開戰。
已經分別討論了斯巴達和雅典的邏輯，那麼可以討論伯戰未？
波斯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角色
未得，還要討論波斯。
為甚麼在斯巴達和雅典的衝突中，卻要討論波斯呢？
如果沒有波斯，沒有兩次的希波戰爭，恐怕希臘城邦就不會想過進一步的組織聯盟來對抗外國，最多只像斯巴達那麼維持一個鬆散的軍事攻守的伯羅奔尼撒同盟，而且真正目的還只是為了維持國內的穩定而非向外擴張。沒有波斯，愛奧尼亞十二城邦也不會考慮投靠對岸希臘城邦中的霸主（最初，在第一次希波戰爭時，還是以陸軍出名的斯巴達，而雅典的海軍排名只在第四第五之間，遠在第一次希波戰爭前海軍第一的科林斯之後），以後就不會有提洛同盟。雅典的海軍也不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急速膨脹（事關若沒有大敵波斯，外國固然會猜疑雅典，就算國內也不會同意這種大動作所帶來的短期財政壓力和長期社會影響）。而如果不是因為波斯吃過兩次大虧，不敢再惹希臘，則愛奧尼亞區域不會有離心，雅典也未必急著開新市場而向西，也就不會加劇和科林斯的矛盾，最後把斯巴達也捲入而發生伯戰。更不用說波斯在伯戰後期利用帝國的財富，成了大金主，兩邊收買下注，坐收漁人之利了。
波斯的發展過程
波斯帝國的創始人是居魯士二世（即居魯士大帝, Cyrus the Great），身起靠臨波斯灣的安善王國（Kingdom of Anshan），外公是米底王國（Kingdom of Medes）的國王。他聯合新巴比倫反叛米底並將之征服。然後向西征服在小亞細亞的呂底亞王國（其西面即愛奧尼亞12城邦），再回頭東南滅了新巴比倫，再東征伊朗高原和中亞的帕提亞、巴克齊亞（Bactria，拜火教總壇在這裡）、粟特地區等諸部，直抵印度河西岸。他的繼承人岡比西士二世（Cambyses II）則征服埃及。此二代君主均善用其騎兵在戰場上作決定性會戰，建立威望，然後再通過對被征服區的寬大，繼續任命當地歸順的豪強作實則統治，並任命親信/宗室作總督監察，來管治偌大的帝國。
然而，受地理條件所限（特別是無法耕作放牧的沙漠和曠野），波斯皇帝始終沒可能可以建立到像中華地區那種密集的官僚制度「代天子狩牧」，也因而無法把軍政完全委托給官僚系統，於是繼承人是否成年，能否帶兵作戰並獲勝，就成為關鍵。為此亦必須有充足財政支持。所以變成親子也不一定順利登位。
大流士一世（Darius I）的即位就很可疑：本身只算宗室而非嫡子，以繼岡比西士二世登位的人是假冒為由，聯合貴族發動政變，自行登位。適逢當時原自願臣服於波斯（但內政不用變）的愛奧尼亞叛亂，成功鎮壓後，為顯示其實力並穩定愛奧尼亞，派大將渡海西征希臘，即第一次希波戰爭。失敗後，再準備第二次西征時逝世，兒子薛西斯（Xerxes）自然要繼承父志再西征。然而在全希臘團結抗戰下輸了戰爭。從此愛奧尼亞地區脫離波斯加入希臘。薛西斯和之後的皇帝不敢再西征，免得威望一再受挫，最終失去王位。後來更和雅典簽過和約。直至伯戰中後期才開始挑撥希臘各邦關係，讓其自相殘殺。
波斯的國家邏輯和表現
如此一來，個人認為，波斯的邏輯如下：
1. 帝國是通過武力征服/鎮壓和向被征服地區的統治團作權力贖買來建構帝國。
2. 同時通過武力提供安全保障以令帝國內的貿易更蓬勃。當然受保護地區自然要在和平時交稅（但以當時計並算很輕，比其征服的對手都鬆一些）和在戰爭時提供一定的士兵和軍需。
3. 帝國的架構計，最基本地區行政單位已經是行省（satrapy），由總督集軍政法大權於一身，加上由波斯豪族當的秘書團協助，再加上一些由波斯派來的線眼去監察。但管的規模和精密未如秦漢時（甚至戰國中後期）的中國精細。波斯一個行省的規模去到西漢（漢武時始設）的州一級，再下面的單位基本由當地人按其本身制度通過當地豪強自治。中國則深入到縣，只有鄉里才是自治的單位，而且始終是一個制度。
4. 因為1至3，繼承制度就在「親子」和「強者」間搖擺，君主須時刻向治下不同文明不同部族展示其強者姿態，並且借此能從各地收稅（保護費），同時又能擺平貴族的利益分配，不然君位不保。
5. 因此，波斯皇帝發起戰爭，與其單純說是個人野心，毋寧說是為擺平乃至鎮壓國內不平勢力的「必要之惡」。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都有此動機。前者登位可疑，後者威望不足。分別是前者會先試探，失敗毋損國家大計，尚可彌補；後者孤注一擲，輸乾後就更不安，唯有靠大量首都建築工程去炫富，最終給PTSD害死。
6. 和5相反的是：若果君主登位順理成章，軍事貴族和豪強支持，除非有內亂，一般就不會胡亂發動戰爭，自找麻煩。阿塔薛西斯一世、大流士二世，和阿塔薛西斯二世都是例子。
7. 因此，波斯對不同文化都包容：只要肯交稅和出兵即可（what “land and water” means）。
8. 地緣計，若小亞細亞（令土耳其）不穩，就會令亞美尼亞亦不安，並可以順著兩河影響巴比倫（今伊拉克）一帶。若波斯（今伊朗）無法控制兩河的富饒地區收稅以擺平貴族，又無法倚之作跳板控制敍利亞地區（商業區和”銀行”）和埃及（大糧倉加大貿易區加”大銀行”）以收取更多財富去養兵養官，波斯帝國就會瓦解。無論用外交還是戰爭，小亞細亞至亞美尼亞地區必然穩定。
9. 波斯本身是大陸帝國，海運、海貿，和海軍，掌握在和希臘商人激烈競爭的腓尼基人手上。腓尼基諸城邦一直想徹底擊退與之競爭的雅典及其提洛同盟。
10. 同9，波斯帝國著重把各區的精銳陸軍掌握在手。
於是乎，在「國際關係」（或者變成地域關係）上，波斯表現：
1. 牢牢控制小亞細亞和埃及。
2. 兩次征服希臘失敗後，就長時間不插手，直至伯羅奔尼撒戰爭擴大化後，才乘機用謀略和銀彈搞亂希臘諸邦。
3. 收容從希臘流亡過來的人（特別是政客）並優待之。
4. 想法削弱乃至擊破雅典海軍。
5. 想法收買斯巴達陸軍。
請各位請謹記上述各國的邏輯和國本。
前奏值得注意的事件
史書記載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一般以431BC伯盟的底比斯進攻提盟的普拉提亞開始，終止於404BC雅典在405BC輸了海戰給波斯資金支持、斯巴達「外判」的斯巴達的賴山德之後，沒辦法再抵抗而投降，提盟瓦解。不過，如果要看出變化邏輯，就要由479BC希臘聯軍打贏了第二次希波戰爭開始說起。
個人認為，由479BC至431BC，有以下的事情影響到伯戰的出現：
1. 479BC希臘聯軍反攻波斯並令到愛奧尼亞地區群起反波斯。愛奧尼亞地區脫離波斯控制最終獨立。
2. 478BC希臘聯軍成功控制了今日的加里波利半島，截斷波斯設立的歐亞浮橋，控制達達尼爾海峽。
3. 478BC希臘聯軍遠征塞浦路斯島失敗。
4. 478BC希臘聯軍以斯巴達國王普薩尼亞斯為首征服拜占庭。
5. 478BC雅典運作下，斯巴達五人監察官出於防範國王專政而解除國王普薩尼亞斯的職務。
6. 477BC斯巴達和其伯羅奔尼撒盟友退出希臘聯軍，雅典和剩餘盟友組織提洛同盟，除了是軍事同盟，也是經濟同盟。其「中央金庫」設在提洛島。
7. 465BC 波斯王薛西斯死，幼子阿塔薛西斯繼位。
8. 464BC 斯巴達大地震，治下希洛人起義，先邀請雅典協助鎮壓，後反口驅逐雅典軍。
9. 460–445BC因為希洛人起義的餘波，以及462BC雅典通過奪取科林斯出海的海灣城邦以借口「助斯巴達人安置希洛人」，而引發的與科林斯戰爭，和馬基拉脫離伯盟加入提盟，導致第一次伯戰。於445BC達成三十年和約，劃分地盤：希臘半島西面屬伯盟、東面屬提盟。
10. 460–454BC提洛同盟遠征埃及失敗。449BC與波斯終戰。
11. 440BC Samos欲脫離提盟。
12. 440–431BC科林斯與雅典爭奪制海權、貿易路線、城邦影響力。科林斯要求其盟主斯巴達加入仲裁。最終爆發伯羅奔尼撒戰爭。
這一大堆事件，一直都透著以下的邏輯：
1. 斯巴達的自動放棄希臘盟主地位和影響力。就算作為伯盟盟主，其對外之模糊難令盟友完全放心，卻也令盟友往往不尊重其意願而私自行動。
2. 斯巴達的內部矛盾大大牽制其動員力。
3. 雅典擴張的目標地，不是糧倉就是商城。
4. 波斯的威脅既團結希臘，或至少團結提盟。但也因此，反轉來說，若果波斯不是威脅，又無其他共同敵人，則提盟就有解散的傾向。
5. 雅典帶領提盟的向東擴張沒成功也沒多少收益。提盟內其他國家就更不用說。
6. 波斯長期處於守勢；同時內部亦逐漸穩定。
為何斯巴達公民人數不斷下降？
此外，尚有兩點的觀察和推測：
1. 斯巴達的公民人數不斷下降，就算在地震前，早已不滿一萬，可能連5000都沒有。就算在第一次希波戰爭前，學者估計約只有7000人（+/- 1000）左右。同樣根據各種記錄、估計、等等，在呂庫古改革時（約伯戰前350年），成年公民約12000–15000人。無論用呂庫古改革至第一次希波戰爭（499BC），還是至伯戰開始（431BC），其人數均以每年-1.5%縮減（複利計）。與此同時，其治下的珀里俄基人和希洛人仍能維持在7萬人和13萬人左右。而其對手雅典，儘管一直都有對外作戰（跟底比斯 Thebes、科林斯 Corinths、更是兩次對波斯戰爭的主力），而且烈度不比斯巴達人鎮壓希洛人低，但人口數不減反增。雖說斯巴達須長期鎮壓人口數遠比自己多的非公民階級，但以斯巴達人的戰損比計，未致於會搞到人口收縮。
個人認為，造成以上的現象，有三個原因。
第一、 斯巴達本身就不歡迎移民，更沒有入藉。就算歡迎，要過那種生活：7歲就要參加軍訓，成年後就住軍營，吃難吃的食物，不能擁有各種消費品，更沒有多少文化生活，雖然不用自己勞動耕作，而是由希洛人服侍，但生活之苦悶可想而知。怕沒多少人肯移民。
第二、 斯巴達沒有上下階層流動。先別說農奴的希洛人，連工商階層的珀里俄基人也沒機會成為斯巴達公民。雖然珀里俄基人可以用輕步兵身份（甚至重步兵）參戰，但數量有限，也不跟斯巴達戰士成為一體。
第三、 如果說上述兩點比較直觀，那麼跟著這一點就比較迂迴，也只能算是我壞心眼的私下猜度：斯巴達的寡頭政體鼓勵了大家族的形成，並令大家族能通過不公平的資源分配，而令到更多/更優良的土地和農奴分配到自己族下。具體的操作，就跟斯巴達的軍事化社會、28名權力等同（甚至大過）國王的終身內閣閣老，和5名能制衡國王的ephors體系有關。在軍事化而且上下級徑渭分明的社會，軍隊又主要是為了長期鎮壓希洛人而非向外擴張領土和掠奪下，通過立功而升級和得到授田和農奴甚至獨當一面的機會少之又少（更何況最高軍事領導必定是國王）。
如此一來，能夠做百夫長、千夫長之類職務的，不見得是純實力主義，反而是「最受士兵接受者」。當中既包含軍事能力，也包含各種動員和組織能力，而血緣社會內，大家族在此方面自然有優勢。同理，理論上是「每年從斯巴達公民中，由斯巴達公民投票選出，一任一年，不得連任，以後也不能參選」的5名ephors，在血緣、軍事化、上下分明的社會生活，又在類洗腦教育下長大的斯巴達公民，會選出全無背景的戰士擔當嗎？以斯巴達約27–32人作為方陣最基礎的單位計，每個有一個長官的話，那麼就算以約7000名公民計，也有7000/32 = 218名可參選的人。每一年5人，此儲備都可供218/5 = 43年可用。斯巴達每名公民當「正選」戰士約40年（20–60歲）。也就是說，只要幾個家族有足夠人丁，而又沒有需要高烈度高動員的戰爭的話，完全可以壟斷參選的職位（這尚未計有28名無限任期的「終身內閣閣老」去決定日常政務軍務）。
而ephors是有權決定出生的嬰兒是否「體格正常並生存」的權力，也有司法、執法、行政，和分配財產（土地和農奴mainly）的權力。於是乎，一個準戰士，能否「畢業」，畢業後分到甚麼質素的田地和希洛人（量是法律規定的），有沒有機會升遷，配合甚麼戰士進同一個軍營，都由終身閣老（大族長）和值年ephors決定。分不到好田和好農奴，生產力不足，沒法按法律上繳每年應付的歲貢給政府的話，公民權是會被褫奪的。被褫奪後的土地會怎麼被分配，史書沒詳說。有沒有可能用某種形式落入大家族手上？會不會交給工商階層的珀里俄基人「代為經營」（他們是可以擁有資產和做買賣及開礦的，一部份更是富可敵國）？反轉頭，若是屬於家族之內的，就算碰上荒年，家族或可代為籌措，以便能交上歲貢？
更甚者，這種權力會否成為家族用來排擠政敵的工具，通過褫奪公民權而將其逐出政治核心的。此事並非完全只是我憑空想像。伯戰中最終令雅典敗北的賴山德（Lysander），其父輩/祖輩可能也算是公民，甚至算是王族遠親，只是賴山德本身的出身卻肯定不是公民。那麼這種向下流動到底是甚麼做成的？看看他後來幾近無視斯巴達的法律和傳統，會否是一種反擊？
誠如是，在這種體制下，是有機會為了保住寡頭集團的壟斷能力，而想辦法限制甚至減少公民人數，保證留下來都是保守的支持者，並且壓制任何有機會顛覆秩序的新晉人仕。但這樣也等於削弱斯巴達擴張甚至僅僅是維持對伯盟內的影響力。也進一步令主流階層保守到底。而伯盟與其說是一個攻守同盟，團結盟邦向外掠奪/擴張和抵抗外敵，還不如說是以斯巴達大族為首的一個寡頭大族的圍牆策略：一方面防止非寡頭政治（同時包括君主政治和民主政治）滲透進來，影響圍牆內的社會穩定；另一方面防止圍牆內的被統治階級任何逃跑和革命的行動。
雅典的戰略兩難
2. 雅典的所謂兩派，無論是地米斯托克利 vs 小亞太米德 +亞里斯泰德，佩理克利 vs 客蒙，克里昂 vs佩理克利，亞西比亞德 vs尼基阿斯，或者所謂的「民主派」vs「較寡頭派」，「親精英」vs「親平民」，「反斯巴達派」vs「親斯巴達派」，「擴張派/積極派」vs「穩健派」，如果由第一次希波戰爭至伯戰完結後去觀察的話，都會覺得沒有哪個名詞能真正描述清楚。當中最能體現這種模糊性質的就是佩理克利：如果說他是完全的反斯巴達派和擴張派，可是他卻在斯巴達在大地震+希洛人到處起義+這個最虛弱的時候，沒有趁火打刼去進攻斯巴達，反而借機弄來了一個跟斯巴達的和約。但如果說他比克里昂之流親斯巴達，實際上他掌握希洛人到處起義之機大敲斯巴達竹槓，在伯盟這個「圍牆」上打了一個洞之餘，還跟斯巴達王阿希達穆斯建立交情，利用斯巴達的國王和大豪強之間的矛盾，令斯巴達的行動和反應更遲鈍，並增加斯巴達及其伯盟盟友科林斯和底比斯之間的不信任。
除了對應斯巴達外，佩理克利對波斯、其提盟盟友，俱顯示這種兩面姿態：既進攻波斯又找機會講和。既軍事上進攻背盟者，但其投降後又重新接納這些背盟者，沒有附帶更多的懲罰。甚至是政敵如客蒙，既一手策劃放逐了他，也一手策劃結束他的流放，讓他代表雅典跟斯巴達談判，甚至遠征波斯轄下的塞浦路斯島。
而就是這個佩理克利，開展了雅典的黃金時代。
個人認為，實際上佩理克利最清楚雅典的利害關鍵，即「生死門」，在哪裡。
在城邦時代下，必須要維持提洛同盟的團結，和雅典作為其核心的地位，以保障整個海域和經濟圈不受盜賊的騷擾，不被任何一個其他霸權的控制（從而封鎖港口和生意去敲竹槓），不讓加盟者因脫盟而同樣發生歧視性關稅乃至禁運，和維持整區和平讓貿易發達。如此雅典的利益就在其中。
但是，既然是在城邦時代，還是商貿往來頻繁的環地中海，就算如波斯這種「大敵」，只要不打仗就有生意做，就有共同利益；就算是愛奧尼亞十二城邦這些「盟友」，也可以因為大家都爭著跟波斯做生意，而發生利益衝突。同盟的關係，就算通過會費lock-in，其實也不可靠。
要牢靠，就必須要樹立假想敵，不論是波斯、斯巴達、伯盟內的工商國如科林斯、甚至不規矩的盟友，總之就要有，才能通過恐懼去挾制盟友，再用同盟的力量挾制對手。卻正因為如此，就不能徹底消滅對手，甚至不能削得太弱，不然就不成威脅，無法建立恐懼。換言之，國際關係總要維持適度的緊張感（甚至要無風起浪，主動侵略），卻又盡可能在可控的範圍內，避免擴大戰線至得不償失的地步。這就是為甚麼既打波斯、斯巴達、科林斯、背盟者，但又達成和議及接納背盟者回歸。
同樣的邏輯也在國內政敵中實踐：不能沒有反對派，不然自己就無法通過指出另一角度來顯示自己的存在價值，只是如此佩理克利就得時刻保持敏銳的觸角，快人一步找到下一個搏奕的均衡點，並或靜待或製造適當時機將之顯示給選民，通過爭取民意認同去實踐外交目標。
而所謂的兩派，就是具體面對不同議題時，因為內在邏輯所包含的paradox，而反映出來的兩個solutions。佩理克利能連任34年，獨掌國政，就是因為他能通過不斷轉換角度，隨狀況變化，提早一步預備好當時的solution，解釋給選民聽，並且不會讓solution走極端，或延續過度。
然而，這種兩面手法，是需要對方的「配合」，大家都不走極端，冷靜計算利害，通過搏奕找出均衡點，並都能說服情緒激動的本國人和各懷鬼胎的盟邦，才能達成一個雙方都可以按自己的角度看出大大得著的協議。否則，只要有一方堅持「戰至最後一人」，雅典/佩理克利就被逼落重注以維持威望（才有機會通過攬炒逼對手最終上枱談判）。
但若果堅持「戰至最後一人」的一方，不是有重注的大佬，而是「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靚，而且還可以通過自己的「打了再說」的態度把大佬拉下水，又偏偏大佬在此靚身上落了注，又或者暗中虧欠小弟，不得不撐腰？
這就是雅典的戰略兩難了：
第一、 必須要維持一個適度緊張但不走向破局的國際形勢。
第二、 必須要讓各參與者skin-in-the-game，否則參與者不會有動機守規矩；但又不能令自己和對手都落得過重注，避免死鬥。
第三、 必須讓各盟主有注落在其盟友身上，讓各盟主都背負起自己的責任，但又不能令任何一個參與者能夠轉移其破局成本到盟主上，令到破局者可以坐其盟主的順風車而安然無恙。
第四、 更要同時應付國內主強硬和主溫婉兩大路線間的鬥爭。
不幸的是，雅典就碰上了一個可以轉嫁成本的對手：科林斯。
原本雅典刻意把逃至雅典勢力圈的希洛人放至科林斯灣出入口一無主之地，除了在西岸插旗，擴張勢力圈和商圈外，未始沒有讓斯巴達有了虧欠科林的前科，而為了改善霸主形象，會更積極參與伯盟事務，達到管好科林斯的效果。殊不知因為斯巴達欠了科林斯公道，又一向保守和自我和平優先，於是管不了科林斯之餘，反被逼著要和雅典開打，以維持伯盟這個「圍牆」。
而伯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被引發的。
伯羅奔尼撒戰爭
這場戰爭是由一直跟雅典激烈競爭海洋和貿易的伯盟成員科林斯，為保護自己逐漸被雅典通過擴大提盟的會員國而遭蠶食的商圈，倒過來派「志願軍」支持提盟中的「脫提國」，並以雅典撕毀雅典 — 斯巴達之間的「平分天下」的和約要求斯巴達介入下而開打的。
根據各類歷史書的分類，整個伯羅奔尼撒戰爭會被分作以下的時期：
1. 阿希達穆斯戰爭（431BC — 421BC）
2. 尼基阿斯和平（421BC — 413BC）
3. 西西里遠征 （415BC — 413BC）
4. 第二次戰爭 （413BC — 404BC）
但是，以上是用事件發生的順序來分類的。個人認為，如果觀察參戰方的行動邏輯的變化來看，可以用下面的時期來看：
1. 雙方都嘗試局限戰爭的時期（431BC — 429BC）
2. 雅典在大瘟疫和佩理克理過身後選擇走極端強硬鎮壓背盟路線（429BC — 421BC）
3. 斯巴達在皮洛斯（Pylos）大敗後選擇編制外軍事對應（426BC — 421BC）
4. 雅典和斯巴達企圖重新回到戰前邏輯（421BC）
5. 雅典重啟向伯羅奔尼撒半島西部擴張路線（420BC — 419BC）
6. 科林斯再次將斯巴達捲入、曼丁尼亞會戰、雅典敗北（418BC）
7. 雅典兩派未分勝負（417BC）
8. 雅典選擇走向西擴張路線（416BC — 413BC）
9. 敍拉古拉斯巴達加入戰圈、斯巴達再次用編制外軍事對應（414BC）
10. 斯巴達編制外軍隊和敍拉古軍共同戰勝雅典海軍（413BC）
11. 雅典短暫內斂和集權路線以重建海軍、雅典編外海軍鎮壓東面（愛奧尼亞）脫盟國家、波斯始以金主身份介入（412BC — 410BC）
12. 雅典回到民主和向東擴張路線、擊敗有波斯資金支持的斯巴達、重建提盟（411BC — 406BC）
13. 波斯資金支持斯巴達、斯巴達再組編外陸海軍和雅典海戰、不分勝負、雅典內亂（406BC）
14. 斯巴達編外軍再戰雅典、不分勝負、雅典拒絕和談（405BC）
15. 斯巴達編外軍戰勝並全攕雅典海軍（405BC）
16. 斯巴達編外軍司令主持提盟解散、雅典投降、伯羅奔尼撒戰爭終。
有了邏輯進程的序列後，可以仔細討論每一個大時期的情況。
開局：希臘地區最後的貴族規範，有限戰爭
這場戰爭開局頗為沉悶：斯巴達國王阿希達穆斯帶兵進攻雅典，但到一到雅典外圍郊區，就以已經冬天為由，小規模劫掠後就回師。而雅典的佩理克利收到斯巴達兵來攻的消息，則把居民通通由市郊和城市非核心區撤離至有長牆保護的區域內，籠城而守打消耗戰。與此同時，由於海港受保護，對雅典的經濟和軍力沒多少損傷，雅典仍可以派海軍，從海上封鎖伯羅奔尼撒半島。但這對有自給自足能力的斯巴達也沒多少影響。再說，當時沒封鎖科林斯灣，因此斯巴達治下的珀里俄基人仍有生意可做，生計同樣不是問題。
如果說第一年只能算試探，那麼第二年和第三年，直至佩理克利因大疫流行而過身前，雙方都以這種方式來「重複戰爭」：在用兵季節（夏秋）斯巴達派兵到雅典郊外燒殺刼掠，雅典派海軍到斯巴達沿岸封鎖和刼掠。
而試探，是用不著反反覆覆，變成阿里對豬木的（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Y6qjFKrF8&list=PLChQxEn8fO1tPlcGP33mwaEb48mrx3Cd9）。
或曰兩國就如拿破崙戰爭時的英法兩國：法國陸軍幾近天下無敵，海軍卻乏善足陳；英國海軍也是威震世界，但陸軍受制於規模，始終難以單挑法國。所以其實斯巴達和雅典雙方已經認真地、全力以赴地去打仗。只是鯨魚和大象打交，不會有結果而已。
這個說法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但其實有問題的。最直接的証據就是在佩理克利過身，戰爭開始擴大後，就出現了雅典利用海軍在長距離迂迴的能力，加上其能夠投入作戰的「海軍陸戰隊」的船員（是以在數量上佔優），直接入侵斯巴達西南的小鎮Pylos並在陸戰上贏得大捷，俘虜了150名斯巴達戰士。反過來說，斯巴達也培養了海軍，先在西西里協助敍拉古擊敗雅典，後更在賴山德領導下用海戰徹底擊敗雅典，終結其霸權。
也就是說，真的往死裡打的話，哪有冬天不行軍，又哪有陸海軍之隔？
那為何在佩理克利和阿希達穆斯同時為雅典和斯巴達領導時，雙方都認真（打仗沒得不認真）但又留力去打仗，近乎遊行示威呢？
個人認為，好好為他們算賬即可。
斯巴達國王和ephors的角力
阿希達穆斯那一筆很好算。說到底，真正受雅典的發展影響最深的，是科林斯，而非自給自足的斯巴達。而斯巴達人口一直下跌，光是應付國內的希洛人都捉襟見肘了，哪有足夠實力跟第一強鄰雅典長期作戰呢？而國王可要為戰爭負責任的，偏偏那五個ephors又以監視國王，挑國王錯處為榮，尤其阿希達穆斯算是「自由派」，跟佩理克利又算是有私交，若果有甚麼閃失，既有機會直接被ephors控告叛國，又或者像前輩普善尼亞斯（Pausanias）那樣給雅典和ephors因利益苟合而共同謀害，那就不合算了。何況，雅典人躲到長牆提內，偏生斯巴達的軍隊擅野戰不擅攻城，勉強進攻又會損失大量戰士，屆時若雅典全力以赴，並煽動希洛人「起義」，那阿希達穆斯豈不是首尾不能相救？如此還不如率小規模軍隊示威加觀察，看看對方的反應，再定行止。
佩理克利的左右逢源，還是左右為難？
佩理克利那一筆就複雜多了。首先，斯巴達可以對科林斯若即若離，但是雅典卻不能不找科林斯碴：除了要定期削弱科林斯的直接的商業競爭力，更要借科林斯當提盟的共同敵人之一，以團結提盟，何況科林斯支持過欲離開提盟的埃比達姆斯（Epidamnus）、波提狄亞（Potidea）、墨伽拉（Megara）、又侵略過提盟的科孚島（Corcyra）和普拉蒂亞（Plataea），也就輪不到雅典避開。
再說，欲保持提盟，除了軍事保障，也必須附帶足夠多並持續擴張的商業利益，才能讓會員國甘心交會費。但向東再擴張的機會不多：雅典已經得到黑海出入口和沿岸的城邦加盟、遠征埃及和塞浦路斯都不成功、之後已經跟波斯簽了和約，那麼剩下的發展方向，除了「一路向西」，也沒多少選擇。
但與此同時，跟阿希達穆斯憂心希洛人一樣，佩理克利也憂心當戰線拉得太長，和/或苛索盟友資源以擴張，都會激化矛盾乃至引起叛變。故此外交上已經有理由「有限制地打」。
而在國內政治上，因為佩理克利是通過適時轉變立場並說服公民接受「新現實」，所以自己就不能認死一個立場，這就讓他在做選擇時，也要「先搶紅旗，然後打著紅旗反紅旗」。這同樣也令他不得不打，但卻盡量hea打，既避免盟友找到機會反水，也留一條路讓對手可以體面撤退。甚至，個人懷疑佩理克利還刻意拖長了戰爭時間，希望倒逼國內的積極派也耐不住這段沒完沒了的時間，而最終也不再給壓力，這樣佩理克利就可以找尋機會跟斯巴達和談了。
這樣的做法看來精妙，但也不是沒有副作用的。事關人在圍城壓力下，就算沒有饑荒，甚至也沒有疫病，卻容易焦慮，容易走極端。能像佩理克利這般冷靜的，畢竟少數。何況結果雅典因人口密度大增，公共建設不足，結果真的出現瘟疫，並奪去了佩理克利這位雅典的老薑揸lift人的性命，埋下了雅典政策上經常出現反覆的禍根。
說回來，佩理克利未必不知此非上策。如果能夠一戰就夾到斯巴達講和，自然上上大吉。但他清楚知道自己欠缺軍事才能，同代人也沒有像當年小米太亞德（馬拉松之戰）、地米斯托克利（薩拉米斯海戰），乃至老政敵客蒙（歐里梅敦之戰）這種級別的將軍，能達未戰先勝的境界。若果輕啟戰端，就算沒有即時敗北，只要戰線一擴大，雅典就未必能應付得了斯巴達在陸地上的反擊，恐怕以拖待變也有不得已之處。只能說雅典在這一方面，實力和運氣都還是差一點。
雅典變制：全面向平民價值及滅國邏輯傾斜
佩理克利之死帶來兩個改變：第一、雅典沒有了一個能經常轉換邏輯，說服選民，擴大選項，令兩派不至死鬥的人。於是雅典的兩派開始激鬥，並且影響其外交邏輯。第二、阿希達穆斯缺了一個有互信的對手。如此一來，在不明雅典將採取何策下，就不能再那麼消極的應戰。至少要多給一點壓力，看看雅典有沒有能力應付，和如何應付。若果雅典力有不逮，那麼逼雅典一個城下之盟，固然甚善。若果雅典反擊強勁，也可以找機會議和。總之阿希達穆斯不用給ephors麻煩到即可。這也就是阿希達穆斯改變每年到雅典「遊行」的策略，而是向雅典西北部的長期盟邦普拉蒂亞進攻。這就開始了第二階段：雙方都逐漸走向其他邏輯以圖「解決」問題。
普拉蒂亞除被斯巴達軍隊攻擊外，阿希達穆斯更建立兩重木牆來包圍。須知普拉蒂亞是一小城邦，就算以些少兵力加木製圍牆已經足以將其包圍。正當雅典用傳統的沿伯羅奔尼撒的海岸騷擾之策應對之時，另一提盟盟邦米蒂利尼（Mytilene）居然爆發叛亂，聲稱脫離提盟加入伯盟，請求斯巴達和伯盟派兵支援。至此雅典朝野一致決定出兵鎮壓米蒂利尼，普拉蒂亞則被掠在一邊，只繼續沿海岸騷擾之策。
細心一看，這不啻是以鄰為壑嘛。用普拉蒂亞釘住了阿希達穆斯和他的斯巴達軍隊，加上沿海騷擾再釘住另一小部份斯巴達軍隊和科林斯的海軍，阻止其向米蒂利尼增緩，實際是去鎮壓「叛徒」為先。待成功鎮壓米蒂利尼後，其戰後處理是：徹底滅掉米蒂利尼並讓雅典人殖民。最後，就算在成功鎮壓米蒂利尼，依舊沒有絲毫回師救普拉蒂亞的意思，由得他們被斯巴達及其盟友攻陷。而在伯盟的盟邦科林斯和底比斯強烈要求下，也是採取屠城和徹底消滅的路數。
見死不救、以鄰為壑、屠城滅國、不留族類，這些原本以一般當代希臘精英看，只有「東方野蠻人」才會做的事，他們現在全都做了。有見及此，修昔底德寫到這裡，發出道德淪喪之歎。
修昔底德之歎
個人覺得，道德淪喪，及修昔底德之歎，背後是社會發展至原制度和機制無法再有效處理而出現的現象。無獨有偶，同一時間，遠隔萬里，處於春秋和戰國之交的中國，早於修昔底德約50年的孔子，也發出類似的歎息。兩地都在生產力和組織力隨生產技術改良和知識傳播的普及，掙脫原本以貴族和/或宗室為建構核心的社會，向著有產平民為核心的社會演變。相應觀念也隨之轉變。
貴族社會的衝突，家族式豪門恩怨味道極濃，家族比國家更重要，處理國事有時如處理家事。就算在民主社會如雅典，若細細較真一眾領導人的出身，除地米斯托克利是沒有多少貴族聯繫外，其餘人等，如兩位讓雅典走上民主之路的執政梭倫和克里斯提尼，讓雅典達至高峰的佩理克利，他們的政敵像米太亞德、客蒙、阿里斯提德等，都是貴族出身。這些貴族通過家族聯繫跟斯巴達的貴族其實也是「有偈傾」，更不用說資產和人脈遍佈迪西里、馬其頓、色雷斯、愛奧尼亞，甚至在希波戰爭後至波斯和阿美尼亞等地。科林斯貴族則在西西里、意大利南部城邦，同樣是遍佈人脈和資產。閉關自守如斯巴達，跟由斯巴達的殖民者建立的南意城邦塔蘭托（Tarentum），同樣通過豪族和工商階層的珀里俄基人有相當的聯繫。而縱觀伯戰前的斯巴達 — 雅典的衝突，都是通過小規模「打仗」（更加似老黑開片打群交）加上講數完結。就算當下談判無果，四年一次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也通過信仰逼令各方罷戰。這種種的規矩，背後是豪族在多年搏奕和演化適應中摸索及添加，目的是讓事情能在自己力能所及下處理。
真正打大架，是跟波斯的兩場。畢竟那時的波斯跟希臘沒多少聯繫，而波斯也侵略在先，為求生存不得不擴充規模的打。不過，這一場大架打下來，除了讓希臘人整體的見識和勢力大大增長外，也讓雅典的平民階級興起。須知在希波戰爭前，雅典有民主，但是普通人想獲選是頗為困難的事。到了希波大戰，實力優先：不會打仗，不會部署，不能團結公民，家世再好亦枉然。地米斯托克利有此本事，而其部署亦包含通過建立新式海軍，提高普通公民地位，以擴充徵兵基礎。而除了公民榮譽外，也有實利：同盟國的保護費可以養活普通公民；對外征戰（波斯）若成功有戰利品和贖金；而經常外跑也給予機會見識和結納不同朋友。
但是，平民階級因無先輩可依，規矩亦不在他們一方，甚至要想進入並維持在統治階層也不容易（地米斯托克利最終流亡波斯）；所以他們並不樂意守貴族時代留下的規矩，更希望直接擴張自己實力，打破貴族壟斷。於是，像貴族那種「小打真講數」的戰爭不能滿足他們。對被鎮壓/侵略地區「仁慈」亦非他們所願。就算平民之雄晉身至領導階層，用全局眼光和國家利益看，需要談判妥協和善待重新歸順的盟邦，但為了保住自己的影響力，和對全部公民的動員（甚至可能要擴大動員），也可能要做違心之論，尤其雅典是公民一人一票選執政和將軍，乃至公決某些大事。
而雅典本國和希臘本島規模不大，商業又比農業更能快速增長。是以雅典根本沒有機會摸索如何有效擴張又不至於內部階層撕裂，更不用說如何處理並同化敗者了。
斯巴達無奈始用編外軍隊：平民邏輯乍現
在當時，不論結果、利害、道德等等如何，一石激起千重浪，雅典的積極態勢，令到斯巴達，還有其他城邦，也要擴張戰爭規模和戰後的殘酷處理。不過，除了戰後的殘酷跟得上外，斯巴達那自我互相扯皮，保護傳統豪族的機制，令到在其他方面的應變遠為落後。結果出現Pylos之敗：300名斯巴達重裝步兵敗給了區區1000名多數是輕步兵的雅典軍，當中有一半戰死，一半被雅典俘虜。令斯巴達急著求和。然而，在沒有了擅長轉換邏輯的佩理克利，加上渴望擴張的平民（及其代表克里昂，Cleon），雅典又怎會輕易言和？
生存壓力下，一向不擅於想像的斯巴達統治階層，居然想出了對他們來說頗為有「創意」的辦法：編外軍隊。
所謂編外軍隊，就是由一名真正的斯巴達戰士伯西拉達（Brasidas），帶領一支由700名受過斯巴達戰士訓練，穿戴著斯巴達正規軍裝備的希洛人，加上1000名伯盟士兵的「志願軍」。由於此軍並非由國王帶領，因此也沒有ephors隨軍，Brasidas更有充分的指揮自由。又由於除伯西拉達外，沒有一個斯巴達公民，所以斯巴達用不著調動用來看管希洛人的斯巴達戰士，必要時也是可被斯巴達否認並被犧牲的。與此同時，斯巴達也不用改變自己現有的制度，免得內鬨。
這支編外軍隊的確有效果：由於不用拘泥於正規作戰的規範，伯西拉達避實擊虛，進攻在馬其頓以東，卡爾息底斯（Chalkidiki）地區的安菲波洛斯（Amphipolis）。該區不但扼守去黑海的通道，更有大量的森林，還有不少由雅典貴族擁有的銀礦。森林意味著木材，木材意味著船隻，船隻是雅典的命根。而銀礦就是貨幣的來源；貨幣既是雅典的國力又是貴族的財產。除了佔據雅典根基外，沿途更利用雅典曾經的背信棄義，成功令原本屬於雅典鐵後方的地區都反叛，以圖瓦解提盟。
斯巴達的下剋上
此時原本是斯巴達跟雅典停火和談的好機會，而斯巴達也確實發出邀請，雅典也答應了和約條件。豈料當和約送去給伯西拉達時，伯西拉達卻以未收到總部的歸國令，而協議又過了規定時間才送到為由，拒絕執行和約。雅典唯有派大軍嘗試奪回。雖然伯西拉達向斯巴達求援，但是斯巴達卻既不發歸國令，又不派援兵解圍。
然而，正當雅典的軍隊足夠多，應該可以包圍消滅伯西拉達之際，最重要的領軍人物，算是穩健派的尼基阿斯卻以冬天不用兵為由回師。此舉既令他自己喪失權力，也讓他的政敵，激進煽動者克里昂得到權力，並且讓伯西拉達聲勢復振，原本已經放棄他的城邦又都重投他的麾下。於是，克里昂就必然要帶軍北征，企圖打敗伯西拉達，奪回安菲波洛斯。只是，只會耍嘴皮子的克里昂哪裡是能征慣戰的伯西拉達的對手？雅典敗下陣來。只是，伯西拉達卻不幸在戰鬥中受重傷，待雅典敗退不久身亡。
照滅國邏輯的發展的話，此時兩國都應復派兵死鬥。可是，兩國都好像慶幸雙方的「戰爭發動者」都已經死去的那樣，急不及待的和談。而和談的結果也是很奇葩。
尼基阿斯和平：貴族邏輯企圖反撲
斯巴達換回150名被俘的戰士。作為交換，斯巴達由安菲波洛斯撤出。
吓？
稍安毋燥：這一大片原本都屬於提盟的地區，今後約有一半要由提盟中獨立，雅典不得再強逼其回歸，另一半仍留在提盟。只是，就算獨立了的，仍然要交會費給雅典。至於留在提盟的，斯巴達承認雅典有最終仲裁權，斯巴達和其他國家不得干涉。其餘雙方通過戰爭佔領的地方，除了墨伽拉仍屬雅典，普拉蒂亞則由伯盟的底比斯佔領外，通通互相歸還。此後雙方和平50年。另外，如果斯巴達有希洛人起義事件發生，那麼雅典有義務提供協助。所有神廟（即銀行）重新向全希臘人開放。
沒有戰爭賠款，沒有限武條件，也沒有清晰的勢力範圍重劃，更沒有以後的仲裁規則。
即是說，這一份和約，是由斯巴達和雅典原有深根的貴族，以處理兩國豪強資產的思維，去處理兩個聯盟內，加上平民之雄、平民，和他國的利益重劃。
連繫回尼基阿斯的不戰而退，和斯巴達對伯拉西達的不聞不問，邏輯就通了：雙方的統治階層都有兩重忌諱：他國的搞局，和治下的平民開始不理統治階層一貫的遊戲規則。
回顧整個伯戰，導火索是科林斯和底比斯的申訴和脅迫：雅典的擴張對斯巴達的自身影響有限，至少由斯巴達的統治階層看。火上加油的是雅典主張強硬路線的平民之雄克里昂及其支持者，和希望建功立業的伯西拉達，及其麾下嚮往自由人身分的希洛人，還有得到戰利甚至建國的伯盟人。
既然作為「油」的那一幫人都在戰場消失了，是否就可以回復戰前原有的秩序呢？甚至，由斯巴達要求雅典幫手鎮壓希洛人反抗的條款看，隱隱然透著平衡原伯盟內的「麻煩製造者」 — 科林斯和底比斯 — 的影響力。的確，如果雅典在民主下仍能協助鎮壓希洛人，互信能確立，那麼科林斯和底比斯是否留在伯盟也就不那麼重要了。由雅典的統治階層看：和平了，雖然提盟名義上損失了一些盟國，但錢沒少收，而且斯巴達不會再干擾提盟內的事務。那麼只要雅典的海軍、森林、銀礦，和糧道尚在，光憑雅典的商業力，以及他國仍須有海軍保護商道的需求看，雅典可以繼續和平而穩健的擴張，何樂而不為？
也就是說，雙方都想像當初佩理克利和阿希達穆斯那樣去解決問題。
只可惜，覆水難收。雙方只能達到一個勉強妥協的局面，而非再創新格局。那麼，問題在哪裡？
和約沒觸及的問題
1. 科林斯的利益。科林斯和底比斯都是戰爭推手。如果說底比斯還拿到了普拉蒂亞這小城做小小的得著的話，那麼科林斯甚麼都沒有。一方面要幫你防範希洛人逃跑，當你的「城牆」，可是另一方面卻沒能在戰後安排上分一杯羹，將來不搞事才怪。
2. 勢力範圍清晰劃界。最詭異的是在卡爾息底斯地區的做法：一部份重歸一部份脫離提盟，但是脫離了的仍然要交保護費。這樣一來，對那些小城邦來說，明明可以不用再交保護費，又可以繼續做生意，現在卻仍然要交保護費，卻因為不在提盟內，得不到保護。對雅典來說，保護費是收到了，但作為同盟，除了交費，還需要提供港口、船，和兵力。現在這些通通欠奉，雅典的影響力下降，而且還是黑海咽喉，雅典焉能長期接受？
3. 爭執調解機制。1和2已經令到雅典、提盟，乃至部份伯盟內的國家如科林斯不滿，衝突再度爆發只是時間問題。可是，若遇上矛盾，該怎麼申訴處理卻隻字未提。
相比之下，佩理克利當年跟斯巴達的協議，是清晰劃分勢力範圍，也向整個伯盟做利益誘導：至少科林斯能奪回對某些殖民地的影響力。也以提盟盟主雅典和伯盟盟主斯巴達作為每一方的內部仲裁人，並成為每一個同盟的代表跟另一同盟講數。雖然，最終這個和約只有15年長，但已經不差了，至少比尼基阿斯和約持久。
那麼，為甚麼沒觸及？是與會雙方都沒想到？
恐怕不是，而是無能為力。
在30年和約時，雙方的領導人、阿希達穆斯和佩理克利，都能話事；而公民仍然相信其制度，盟國仍相信其能力和主導意願。反對派聲勢有限，只能當「善意的反對派」，而無法令國家混亂。但是，尼基阿斯和約時，公民之間撕裂，互不信任又不信任政府（雅典），同盟不信任盟主（科林斯、底比斯、愛菲安波斯、普拉蒂亞等等），下剋上而上棄下（斯巴達），談判雙方太多制肘，太多不同的計算，是以談判時就無法以大局來規畫，只能就一兩個重點討論，但求快速達成協議，以期集中精力處理內部事務：斯巴達要處理希洛人；雅典要平衡強力擴張派和穩步擴張派（雅典沒有收縮派的）的爭議。當二強都忙於內部，各盟邦就等於「冇王管」，自然會利用真空期看看能否首鼠兩端，兩邊套利。但這樣自然會容易跟必須維持擴張的雅典起衝突。這將會再次成為導火索。
雅典和斯巴達的無奈：兩國的邏輯令其不情願地再戰
正如個人一直強調，雅典的國本在商業，而且，就算其國境沒擴張，其商業線也不能停止擴張，不然以雅典自己的原有條件，根本不能維持其規模。即是說，雅典不能像後來的羅馬，容許一段相當長的穩定期，而是要麼繼續增長，要麼就急速衰弱，因為說到底那裡是古希臘世界的「冒險家樂園」。一旦無險可冒，無機會可創造，誰願搬去一個擁擠骯髒的大城市？
可是尼基阿斯和約下，實際上雅典在卡爾息底斯地區，等於失去了一半的勢力，至少有雅典民意確信在此和約中吃大虧，而非以空間換時間來逐步重建。如此一來，這些民意自然會歡迎像亞西比亞德（Alcibiades）這種年輕有活力敢闖（但不堅毅）的政治家登場。而他的第一步，就是聯合四個城邦，包括長期是斯巴達對頭的Argos，組織四國聯盟，以此交換承認斯巴達佔有伯羅奔尼撒半島西部的列普利安（Lepreum）。
那麼為甚麼斯巴達要佔領此地呢？真的是為了扼住雅典往返科林斯灣至愛奧尼亞的海上通道麼？
不能說沒有此因素。然而，個人認為，更重要的是為了安置退役的「斯巴達編外軍」。這支由希洛人組成的編外軍，在回國時要求住在斯巴達公民才可以住的城內。若容許他們住下，下一步就勢必要求公民權。但是，這樣做就違反斯巴達的「祖制」和豪族的利益。無計可施下，才想出給他們自由人的身份和土地，然後「硬塞」他們入邊境，既看管可能來的外敵之餘，更重要是將他們隔離。結果只能容許雅典以平衡安全為由，組織四國同盟，實際上是要回到擴張路上，既維護商業也維護威信，互為表裡。
對此行動，奉行閉關自守的斯巴達最多有點不高興。但是對於被四國包圍，科林斯灣近乎被封鎖的科林斯，要是接受了雅典的四國同盟，還不如早日投降/散夥就算。是可忍，孰不可忍？當然就向斯巴達投訴，並質問伯盟何用。與此同時，向為斯巴達死敵，比雅典更喜歡輸出民主，並經常引誘希洛人起義的Argos，雖然沒敢侵略斯巴達，卻侵略斯巴達的伯盟盟邦埃皮達魯斯（Epidaurus）。至此，斯巴達不能坐視不理，而派出由國王率領的3584人的正規軍，向四國同盟之一，在曼丁尼亞（Mantineia）地區的阿卡迪亞（Arcadia）進攻，大有圍魏救趙之意。而Argos離開埃皮達魯斯向曼丁尼亞行軍，並且向雅典求援。雅典基於四國盟約，不得不出兵至曼丁尼亞。於是才停了火3年，伯羅奔尼撒戰爭重打。
由於雅典那一方指揮不統一，加上當時雅典那邊的原締約者亞西比亞德已經下台，由相對穩健的尼基阿斯掌權，派出去的兩位將軍稍欠積極性，沒有從Argos那邊要回統一指揮權。結果當然敗北。而此一敗北，不單令四國同盟灰飛煙滅，更令提盟又陷入不穩。而一旦此種情況出現，不管你是強力擴張派還是穩健派，就自然要找一些弱的城邦打主意，維持威望。再加上這次戰敗的是尼基阿斯的一派，打人家主意的自然是尼基阿斯，領導的也是他。
他盯上的只是愛琴海東部一中立小島城邦米洛斯。以雅典的國力，當然是勝。可是勝後，就算一向自詡有貴族精神的他，也是用了滅國屠城的邏輯來處置。表面上好像「揚威海外」，實際上連雅典內稍有思考和器量的人都不接受這種策略和處置方式，更別說國際了。這就埋下了尼基阿斯的政敵，強力擴張的亞西比亞德，以向西發展，進攻西西里第一強國 — 敍拉古 — 的伏筆。
雅典為何兩派輪流顛覆不斷
不過，此時開始，最值得注意的還有一個有趣現象，而且這個現象還反覆出現：每當雅典在敗局時，就會選強力擴張派出來，但當強力擴張派已經準備就緒，甚至正準備給對手強力一擊時，就會選穩健派出來放生，結果不旦給對手喘氣翻生，甚至倒過來打敗雅典。無論是先前由克里昂挑起戰爭，卻明明可以了結斯巴達時換人放生，到四國同盟時，又是亞西比亞德挑起戰爭，卻該硬拼時換了尼基阿斯而消極應戰，功敗垂成。甚至後面的西西里遠征，也是由亞西比亞德發起及鋪排，卻在最需要硬拼時把亞西比亞德趕跑而再次由尼基阿斯而消極應戰，再次功敗垂成。其行為有如散戶：大盤剛下跌時，就拼命買入，越溝越蝕；但是到應該反彈開始，再坐長一點時間就可以咸魚翻身時，卻早早以止蝕之名賣出，結果輸到入肉一樣。
此怪異現象，史家一般認為是普通公民的愚昧，受兩派人馬煽動而胡亂投票所致。但是，能夠每一次都「燈力十足」，重覆犯同樣錯誤，單單說愚昧怕不足以解釋。
個人認為，當時的雅典市民，小商人居多，更容易受貪和懼的影響。如果真正的基層，死豬不怕滾水燙，反而敢盡力一搏。如果是真正的大豪，錢多，氣定神閒輸得起，也不會那麼容易藥石亂投。但是那一大堆小商人，卻是既想通過強力擴張以圖恢復/增加雅典商圈，但又希望威嚇過後就可以上枱談判，不用真的出血本出性命去奪得。另外，那種小商人的斤斤計較，凡事計算，以及沒有「開埋」：勝利時就吹捧上天，人人抄襲；失敗後就一沉百踩，人人咒罵，還說成「賞罰分明」，不考慮對整個局面的影響。最後，還有一個小算盤：就怕有魅力的領袖最終獨吞各種好處。所以，選強力擴張派去引起戰爭，但是臨到最後一擊， 又選擇穩健派去放水和談。甚至不惜把原強力擴張派的領袖趕到去對手的陣營。
原本這一手正是佩理克利的拿手好戲。可是，由一個人操盤，和兩派人在互相拆台中進行，當中又沒有現代的意見生成機制，效果不可同日而語。更重要的是：不論敵我，整個希臘社會已經發展至超越了城邦，邏輯有變，這種有限戰爭的方式已經再無法應付，甚至得不到公眾的認同。這樣一來反而造就了那種自己玩死自己的怪異狀況。
雅典遠征西西里：斯巴達再次用編外軍隊
雅典遠征西西里、當中的部署和轉變，以及最終失敗的邏輯，前一段已經詳述，不贄。只是，斯巴達再次組織編外軍隊去協助敍拉古，就頗堪玩味了。
與其說斯巴達想要和平，不想撕毀和約，因而不派正規軍跟雅典正面衝突（這是說不過去的：曼丁尼亞之後，覆水難收了），還不如說，斯巴達絕不想冒因其留在本國的戰士減少，而令希洛人有機可乘。尤其若果雅典和Argos之類的城邦不斷煽動的話。
只是，若不支援敍拉古，導致伯盟散架，其對付 希洛人、Argos和雅典的「圍牆」就會失效，斯巴達就會覆亡。所以，必需提供足夠的支持。鑑於上次編外軍隊成績彪炳，即時成本又低，再用這招也不出奇。不過，在將軍人選，軍隊數量上有了微調。
將軍是吉利普斯（Gylippus）。跟伯西拉達是正式的斯巴達公民不同，他是次等公民 — 父親是斯巴達人，但母親卻是希洛人。這意味著他雖然是受過斯巴達式訓練的自由人，卻沒有公民資格。地位和裝備跟上戰場的珀里俄基人相仿。而他帶領的700人的出身大致相同：或次等公民、或珀里俄基人。個人看：由於這些人都是自由人，不會像伯西拉達時的希洛人要求自由身甚至公民權，也就省得戰後的處理。別忘了：珀里俄基人本身是工商階級，不會希罕斯巴達本國的土地擁有。而次等公民或許會比較想成為公民。由於其父輩也是斯巴達人，搞「入藉斯巴達」相對好說話些，尤其是若有軍功的話。
跟伯西拉達相似，吉利普斯同樣不拘泥於斯巴達正規軍的作戰規條，而是因時制宜，甚至再一次通過政治宣傳，成功團結西西里島上的多數城邦，並且擴充軍隊至3000人，然後再馳援敍拉古。經歷數場陸戰和海戰，斯巴達 — 敍拉古聯軍勝利了。
值得注意的，除了又再動用編外軍團的背後邏輯外，兩次編外軍隊的領袖的能力也是一大看點。他們非但沒有「因為沒有了長官就不會帶領」，反而是比國王率正規軍時更靈活也更有效率：不單能適應不同類形的戰鬥（山地戰、遭遇戰、遊擊戰、攻城戰、守城戰、海戰等，不像正規軍只會平原戰），甚至能發起政治動員和宣傳戰，以致看來比雅典領導人更在行。可這些人沒受過斯巴達國王的特殊教育，也沒有多少出外見識的機會，更沒有其他城邦那種受教育的機會，怎麼能夠有這種能力？
個人認為，如前述，斯巴達人只做戰士不事生產，只是限於正式斯巴達人，尤其是豪族而已。正式公民中地位較低的平民、次等公民和珀里俄基人，反而因或多或少需要跟外面世界成交和兌換，比只受軍訓的斯巴達人總體計有更開闊的心胸和想像力，是以也能建立更牢固的盟友和更有效的指揮組織。
但就是這一些人，建了功、立了業，卻連做正式公民的資格都得不到。更別說進入政治核心。簡單說，這些非凡人物的能力和責任心都無法融入到斯巴達的人材庫和領導層內。跟羅馬有不少領導人都是由較平民的人當上了一把手二把手完全不同（圖拉真的祖父甚至還不是公民）。同樣，有經濟實力的珀里俄基人也沒有通路進入斯巴達的統治階層。又如何能夠為斯巴達政府的改良、升級和擴充作出貢獻？難道每次就弄一個臨時補釘，不用系統升級，就可以應付日益複雜的內政外交的問題麼？
當每次遇到大問題就找編外軍隊解決，那麼除了自身能力因缺少鍛鍊和衝擊而日益降低外，斯巴達的戰技和組織亦會日益外傳和通行而使斯巴達的優勢消失，更不用說編外軍隊的領導人會見到晉昇無望之餘又看到斯巴達的弱點的話，想不生異心也難了。
以上情況，說明斯巴達內在的問題。不過，在當時，其問題的嚴重程度未至於令斯巴達像雅典般表現差勁，才可以在關鍵時刻戰場上獲勝。
可是，為甚麼斯巴達也沒法將戰場上的勝果轉為戰爭的勝利？
城邦社會的規模限制
戰爭至此，一個核心的問題浮現：為甚麼總是打打停停，沒有決定性的戰果？
雅典是屢次先佔便宜，便宜累積到他國受不了就爆發戰爭，然後先佔上風，然後犯錯和內鬨，但終被逆轉，輸了會戰，然後和談。然後再在下一輪找便宜去佔，如此往復循環。
斯巴達則是屢次不作為，甘被佔便宜，最終被形勢或盟邦所逼，加入戰爭：若在伯半島附近就用正規軍，其餘遠一點的地方，或情形更棘手的話，就用編外軍，贏得勝利後就跟雅典求其和談，著重撒手不管。如此往復循環。
沒有一方能架構一套長期可用的框架和規矩，也沒有一方取得壓倒性勝利強逼他方接受條件，遑論兼併對方。這是何故？
個人認為，城邦格局從物質和精神上一起限制了兩大巨頭的發展。
物質上不用多說：斯巴達連公民人口都因閉關自守而下降。就算雅典是向外進取的系統，但是雅典最多只能收盟國的保護費，徵用港口和有限的兵力。而保護費並不夠雅典去召突破自身規模的兵力，也不足以構建足夠的跨境的行政或司法系統作更細緻有效但又不失自主的官僚系統，甚至連有效仲裁同盟內部事務都有點勉強。
事關每一城邦都有自己的一套規矩，而不同城邦的規矩不同，也不兼容，甚至彼此衝突。誠如此，就算同盟，交易成本、資訊成本和資源成本都會因欠規模效益而上升。合力跟不合力沒有兩樣，甚至變成「三個和尚沒水喝」的話，結盟何用？甚至同一城邦內，見解不同，而無法達成共識，互相拆台，一國猶如兩國，雖民主何益？
除了在物質上的限制，見識上也有限制。在希臘半島上，當初演變出城邦體制，對於希臘當初的條件的確適應。但是，無論是像斯巴達要同時畏懼日益壯大的非公民階層（包括由公民下降）和日漸有見識的國王家族，雅典則要面對平民階級興起、外國僑民增加、糧食壓力增大、軍事開支上升、商業競爭越來越激烈而收入增長的升速減慢，還有如何不通過戰爭（一致對外和對付「叛徒」）也能維持同盟乃至共同體等問題。其餘希臘城邦也面對相似的問題而混亂。但是，超出城邦的體制為何，除了像波斯這類專制帝國體制外，卻未知有甚麼體制可用。畢竟要人們只因眼前的一些問題就拋棄已經運作順暢多年的制度，去探求未知的方向，原本就既不現實也不大可能。結果就只能在同一個基礎上修修補補甚至「改革」，卻又始終沒法突破原原作邏輯。
既然如此，為何在西西里遠征失敗後不足十年，就有決定性結果？
因為有第三方的力量介入：波斯。
最後階段，波斯介入
雅典在遠征西西里失敗後，人力、船，和資金都大跌。當此之時，不少提盟盟邦自然脫盟：畢竟主要是利益的結合。內部計，雖然此次遠征最初是由強力擴張派提出，但因為穩健擴張派同樣參與，而且是負責結尾的，所以兩派都要負責任。如此一來，自地米斯托克利後，這麼多年來，第一次選出一批政治色彩極淡的十人執政。同時，因為雅典處於極大危機，倒逼了各階層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極速重建艦隊，並且在斯巴達消極參與下，重奪海權，而令到原本想脫盟的愛奧尼亞諸邦都打消了念頭，留在提盟。這樣一來，勢力又重新平衡。
順帶一說：剛開始斯巴達有提讓過和談，結束戰爭，但條件是雅典要解散提盟並縮減海軍。這條件看似合理，實際卻無視執行的可能性：沒有提盟和縮小海軍，甚麼經濟利益文化共存這些虛頭利益不說，那4萬名出國家薪水當艦隊槳手兼海軍陸戰隊的第四階層（基層，身無餘資）的人的生計怎麼辦？斷人衣食，猶如殺人父母，誰會答應、不、誰敢答應這樣的條件。而這樣的條件，只會激怒雅典人繼續抗戰。這也是斯巴達想結束戰爭也結束不了的原因之一。
如果沒有其他因素介入，恐怕會繼續拖。不過，此時，原本逃亡到斯巴達，雅典的強力擴張派的亞西比亞德，坐斯巴達的船，離開了斯巴達而去到波斯，並會見了波斯駐呂底亞的總督，提薩佛涅斯（Tissaphernes）。
波斯此時已經是大流士二世的朝代。他本身上台也是有點問題，血統也不大純正。想坐穩皇位，自然需要「搞作」。如果希臘世界團結，又或者雖然分裂成兩大陣營，但雙方的實力仍頑強的話，波斯自不會去找碴：當年薛西斯淒涼的下場波斯人沒齒難忘。所以伯戰打了19年，兩任波斯王，阿塔薛西斯一世和大流士二世都沒有任何動作。
只是，如今，雅典西西里遠征大敗，雖然重建了海軍，但這一次已經把所有儲備力量動員了，再經不起失敗。而斯巴達當然也了解此事。儘管斯巴達閉關自守，但是，打了多年仍然沒有結果之餘，雅典重建提盟並繼續海岸騷擾，如此斯巴達始終受雅典的威脅，尤其會令國內的希洛人仍然燃點希望：看！雅典雖遭受大難卻仍能復興，豈不天意哉？於是，斯巴達也傾向要來一次真正的打擊，徹底解決掉雅典。順理成章，將最熟知雅典底細的流亡者充當斯巴達 — 波斯的使者，來一個聯手打擊雅典。做法也很簡單：波斯當金主，斯巴達招兵買馬兼賄賂城邦，以期孤立並擊敗雅典。
與此同時，在剛剛站穩腳跟後，前述的雅典先凶後縮的小買辦人的行為又再浮現。這一次的反轉更激：雅典由民主政治轉向寡頭政治，並且向斯巴達伸出橄欖枝。由於波斯的資金不大到位（沒法，官僚系統運作遲緩），斯巴達也頗為心動。只是，這個轉向寡頭政治的雅典不論在公務員薪金、稅制，和外交談判的運作能力都不獲多數雅典人的認可，不到兩年寡頭政府倒台，凶人的那一面又按一貫邏輯出來反水，重歸民主政體。
那麼誰將當此雅典的領導？亞西比亞德。
雅典最後兩次的反覆
亞西比亞德到達波斯的呂底亞省後不久，就獲波斯准許，離開波斯，到愛奧尼亞一大量雅典人殖民聚居，同時又是雅典的海軍基地的薩摩斯島（Samos）駐紮。個人認為，當時的斯巴達 — 波斯 — 亞西比亞德或許有密約：斯巴達 — 波斯合力把現雅典政權搞垮後，讓在雅典頗有人氣，本身又是大貴族出身的亞西比亞德送回雅典當領導，從此維持和平。
只是，亞西比亞德是雅典民主下培育出來的政客，而非質樸的斯巴達人和愛玩宮廷陰謀的波斯官員。背叛過祖國（？），現在又轉變立場而仍能獲得雅典公民普遍支持，是亞西比亞德的看家本領。他在駐薩摩斯島的雅典軍隊的擁護下，多次擊敗了斯巴達的軍隊，終於回到雅典。
回到雅典後，亞西比亞德在接著五年時間通過海軍和海戰（夾著一些陸戰）成功恢復大部份的提盟，並且一再擊敗波斯資助下建立的斯巴達的海軍和擴充的陸軍。正當雅典似是可以恢復過往的光榮之際，逼於形勢，斯巴達再次祭出以前的獲勝招數：建立編外軍隊。這次受委托的，是出身跟吉利普斯相若的賴山德（Lysander）。而且，因為危機逼在眉睫，這次賴山德獲得各前任從未有過的海軍總帥乃至政治談判及籌集資金的總授權。
此時對斯巴達一方另一有利的是：大流士二世的小兒子，野心勃勃的小居魯士（Cyrus the Younger）被派往呂底亞當總督。以小兒子之身而想當上波斯皇帝的話，耀眼的軍功、豐厚的資金，和強勁的軍隊缺一不可。如果能以金主身份，令斯巴達終結雅典的海上霸權，逼使愛奧尼亞諸邦歸入波斯旗下，並令不懂經營和經濟為何物的斯巴達軍隊長期依賴波斯資金的話，那麼軍功、資金，和軍隊通通都得到。於是小居魯士一邊催促斯巴達拿出方案，另一方面承諾只要有有效方案，海量的資金即時到位。
這就是第三次編外軍隊成立的緣由。
賴山德又是一個「非典型的斯巴達人」。首先他會外交，得到小居魯士全力的支持。在充裕的資金下，他又精明的到愛奧尼亞有森林的地方高價收買木材，又到造船能力的地方高價讓當地造船者造戰艦，並且高薪招募水手和水兵。這等於直接挖雅典的牆腳，甚至是破壞其根基之餘，卻讓自己的海軍得到飛躍。在政治上也通過造艦來瓦解提盟。
這一招甚為有效：因為不單在軍力和外交上此消彼長，更是讓不擅長面對壓力的雅典倍感壓力，令其行動容易焦躁出錯和走極端。機會也說來就來。
亞西比亞德跟賴山德的第一次對陣，賴山德避而不戰，直至亞西比亞德為了支援另一地方的圍城戰而離開，其副將不聽亞西比亞德的命令浪戰，賴山德在巧妙的操作下擊敗該副將，並誘降了15艘雅典戰艦連船員。之後亞西比亞德趕回，卻無法引誘賴山德出陣。結果就以此小敗告終。
這原本只是小敗，雅典可以恢復過來的，加上形勢有變：賴山德的一年任期屆滿，斯巴達將其遷為副總，另找一不懂海戰但卻是正式斯巴達將軍做正帥。但雅典那種人那種斤斤計較的本色又出來做豬隊友：罷免亞西比亞德，另選十個有能力和經驗的將軍代替。不過，那還不是最離譜的，更離譜的在後頭。下一場海戰中，8將軍指揮著雅典海軍，以喪失25條戰船為代價，消滅了斯巴達70艘戰船，兼且擊殺了斯巴達的總帥，繼續控制愛琴海。只是，由於天然驟變，風高浪急，無法去拯救那被撞沉的25艘戰艦的船員和打撈遺體。結果雅典人現出跟某些現代孤寒刻薄的商人/AO相似的嘴臉：叫你跟規矩做小小野都做唔好，立了功又如何？Out！You are fired！
其實比現代人更慘涼：雅典人判那8將軍死刑。其中有兩人來得及著草遠遁，其餘六人被處決。
不過，豬起來有條路。事關當時斯巴達派人來求和。對，不錯，是求和。又是那「防自己一流軍事領袖獨裁」加上「防非公民奪權」的兩條邏輯在作用。或許可以加上一條「防波斯介入太深」。只要掌握好此機會談判，興許可以爭取時間和空間復原。但是，雅典人的貪婪小商的邏輯又發揮出來：你求和麼？可以，前設條件是所有以前提盟成員的國家歸回提盟，一切倒退回伯戰爆發前。斯巴達再閉關自守，也沒可能應承這樣的條件，尤其是他們又並非到了絕境，純粹是那三條邏輯的影響。
終局：雅典完敗，但並不敗給斯巴達，而是賴山德、波斯資金，和自己
雅典的拒絕，令斯巴達不得不再次放手給賴山德。而賴山德實際上更依賴波斯的支持。通過波斯的資金，他成功遊說不少原提盟的水手和水兵跳槽，削弱雅典海軍又加強賴山德的海軍。打個不太貼切的比方：此時的賴山德，已經像中國楚漢相爭最後階段，垓下之戰前夕的韓信，等於是一方諸侯，而非斯巴達的軍人。賴山德也佈好局讓雅典來投。
他向雅典的糧倉，黑海方向進攻。
如此一來，雅典一定要尾隨賴的艦隊。於是就墮入其陷阱。雖然在賴山德動手前，亞西比亞德曾從其隱居地趕過來，勸說雅典將軍別落入陷阱，但是那些庸碌的領軍拒絕其建議，並將之趕跑。未幾就被暗殺掉。
結局不用多說：雅典大敗。損失170艘戰艦，3萬名官兵被俘，其中3000名遭即時處決，其餘的就准許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而不准到其他地方，否則格殺勿論）。這些回到本國的士兵，又是另一種武器：食齒浩繁兼傳播恐懼和絕望。
被斷了糧，又沒有了海軍的雅典，等於被宰的羊。賴山德沒有直接進攻雅典，而是致力瓦解提盟。面對懸殊的兵力和財力，提盟諸國一個接一個向賴山德投降。與此同時，可能仍然是斯巴達的那個「防非公民、一流軍事領導，和波斯」的邏輯，斯巴達兩個國王帶著正規陸軍和伯盟盟軍，由陸路進攻雅典。雅典既無糧又無兵，哪裡能抵抗？終於只能派人去投降求和。
也許由於斯巴達的邏輯在運作，而且也不齒於賴山德搞殺俘的那一套，故此斯巴達的正規人員 — 兩位國王 — 做談判代表，跟雅典派來的代表談判。不論是出於惜英雄重英雄，還是勢力均衡的需要，斯巴達沒應科林斯和底比斯殺盡雅典男女並奴役其孩童的要求。但是，雅典除了必須成為斯巴達的盟邦外，也必須解散提盟，海軍只可餘12艘戰艦，撤除所有海港防禦措施，拆掉長牆，並接受流亡海外的非民主派人仕回國。
這也意味著，雅典沒多久就轉成寡頭政體，即所謂三十暴君時期。雖然挨不了多久就被推翻，並重新確立民主政體。但始終無法回到輝煌年代。
伯戰之後：斯巴達真的當了霸主？
雅典是敗了；但是，斯巴達也沒有勝利 — 如果沒有編外軍團、沒有賴山德、沒有波斯的資金，就算雅典犯了那麼多錯誤，斯巴達仍然沒有辦法取得決定性勝利，終結戰爭。試想想，一沒有賴山德，打了一個不決定性的敗仗，就急急求和，這哪有半點霸主的氣勢？
更不用說斯巴達之後在國際事務上，因外交能力拙劣，而沒有多少影響力。不用數年（399BC），行為等同波斯附庸，居然用了「編外軍隊」當了僱傭兵而參與了波斯皇位之爭，而且在沒準備下，當僱主小居魯士無厘頭地戰死後，在沒有收到錢，又深入波斯國境下，其將軍輕信人言，被波斯用詐術殺掉。若非史家色諾芬原來是一名極出色的軍事家，帶著出發時的一萬士兵，歷時兩年，在波斯追擊下，從波斯腹地蘇薩，越過高加索山，穿過阿美尼亞，最終到達Sinope（期間沒有後勤，沒有援軍，沒少戰鬥，卻能奇蹟地有6000人生還回國），這些希臘人早就全軍覆沒了。
可是，如此九流的政治和外交能力，怎做得到霸主？
色諾芬的萬人長征後，波斯被斯巴達激怒：我一直沒招惹你們，甚至通過小居魯士支持你們，你們卻居然支持小居魯士作反？與此同時，知道波斯將有動作後，396BC，斯巴達正規軍第一次離開希臘本土，到愛奧尼亞地區，進攻該區的波斯的據點沙迪斯（Sardis）。起初波斯當然不敵，但是，阿塔薛西斯二世係聰明人，他寧可動用其海量資金，資助斯巴達的死敵雅典和阿戈斯，甚至收買長期跟隨斯巴達但卻沒撈到半點好處的科林斯和底比斯，四國一起舉旗反斯巴達。斯巴達陷入東西兩線作戰。
這種情況持續了8年，最終斯巴達頂不住而放棄東征，回到希臘。波斯適時停止對四國的資助，換取斯巴達的求和。於是，皇帝治下的和平（波斯皇帝）出現。皇帝承認斯巴達是希臘本土的保護者，但斯巴達須放棄整個愛奧尼亞，送給波斯帝國。斯巴達答應了。時維386BC。
伯戰完了沒4年就被波斯一王子當僱傭兵利用，沒10年被波斯追殺，11年就希臘半島反，沒18年就向波斯輸誠。而且，斯巴達在奪得霸權和雅典的金庫後，沒招攬更多人材、沒辦過學校、沒發展經濟、沒贊助文化活動、沒建過神廟、沒興建改善港口、道路、城牆、甚至連擴充兵力都沒有做過。錢原封不動的放在神廟內。這如何可以樹立真正的霸權？只不過是在戰爭中得勝的城邦而已。
修昔底德陷阱不成立
斯巴達從沒有一天履行過霸主的職務，甚至也沒真的想過動搖雅典霸權的地位。它只在意過自己的小確幸。
雅典的確不能不擴張，但其擴張必須算成本效益，也須注意節奏和他國的疑惑和反制。而伯盟諸國，純經濟利益計，未足以吸引雅典征服他們。甚至直接的生意競爭者，科林斯，對雅典來說，只須削弱其競爭力即可。將之征服，反而意味著更大的管治支出和社會問題：不給予公民權，就需要留官員和兵力管治；給予公民權，卻可能會令原雅典公民不滿。這種麻煩事，何必自行招惹？
也就是說，雅典的擴張，並不以征服或消滅伯盟為目標。而純粹著眼自己的糧食安全、商業發展、海運安全，和政治上轉移視線。所以才會有進攻拜占庭、塞浦路斯，乃至埃及之舉。只在向東不順之際，才倒過來打西方的主意。但是，其目標仍然是增加加入提盟的城邦。本身並不直接影響斯巴達的利益。
換言之，修昔底德的那一句：「當一個崛起的大國（雅典）與既有的統治霸主（斯巴達）競爭時，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告終」，在當時的情況計，難以成立。當然，如果不理是否雅典和斯巴達，單以「崛起的大國 vs 現時的霸主」，那麼會否最終走向戰爭，倒是值得討論。但框架是不一樣的：關鍵是完成大國崛起，是否必然要靠損害霸主的利益，而戰爭是否能夠完成整個改變，並真的能夠為崛起的大國帶來充足又可持續的利益？
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教訓一：勝者沒勝，強者不強
而伯羅奔尼撒戰爭帶來的教訓之一，正正是雅典的衰落並未帶來斯巴達的興旺，反而是斯巴達因承受不了，加速其衰落。
而斯巴達無法承受，並非單單源自其始終不足的兵員。事實上，其不斷下降的兵力，不是因為戰損，甚至也不見得是甚麼gene pool小，而是因為其被家族壟斷並閉鎖的社會， 不單難有新血加入，甚至連舊血都有機會被排擠和剝奪公民權利。一個連內部都階級分明，無法流動，兼且處處嚴防的社會，連自己都怕外來影響，更別說影響他人了。
那麼雅典這種積極外向，處處爭先，甚至不擇手段，不放過任何機會的社會，明明已經擁有各種條件，為何仍然失敗，甚至下場那麼差呢？
因為雅典始終沒有共同體的意識和行為，不論對外還是對內。其中兩個有趣的入手位，就是錢的運用，及公民權的獲得。並且可以和後來的羅馬對照一下。
雅典從提洛同盟收取資金，用來支付造船和武器及其維修保養、籌措軍須、並且發放生活補助給槳手和水手。但除此以外，雅典沒有為同盟國興建任何公共設施。甚至雅典國內計，除用來炫耀的巴特農神殿，以及為了保護雅典至衛城那條生命線而建的圍牆外，沒有其他的公共設施讓市民享用。雅典的有錢人寧可大量投資到海外（卻不一定只是盟國，也可以到中立之地如馬其頓、色雷斯、黑海等）的礦場、樹林、麥田、皮毛場、造船廠、釀酒場、搾橄欖油場、甚至招攬工匠、藝術家、劇作家等等，也不願捐獻去修建道路、上下水道、公共浴場、廣場、圓形競技場、劇場、神廟等等。同期的羅馬共和雖然還很年輕，但是貴族捐獻做公共建設的傳統卻行之已久，而且每有一個新城邦加入，就會有羅馬權貴爭相捐獻去做上述的公共設施，讓新加入的城邦在硬件上成為共同體的一員。
公民權就更有趣了。雅典到了最輝煌的佩理克利時代，因為怕雅典一地應付不了那麼多外來人，全面限制公民權。而羅馬共和則是逐步向在羅馬同盟內的加盟城市有條件發放公民權：或從輔助兵團退役、或累積有大約等於羅馬普通公民一年的總收入的財產，加上有一兒子的話，就有權成為羅馬公民。如果碰巧有羅馬貴族肯將此人再收歸入其家門，成為後援會一員的話，更有機會一躍而成為統治階層。這樣一來，雅典的盟邦永遠只能計算自身的地緣和經濟利益跟雅典苟合，而非以雅典一員來看問題，更別說有機會加入成為雅典核心。
就算同為原居民中的公民，雅典的政治是以貴族和平民之間壁壘分明的辯論分合來推進議程，但平民想通過其他途徑成為貴族一員卻甚為困難，貴族也並不太歡迎平民加入成為一員，寧可讓平民的代表入局算數。反之，雖然羅馬的平民爭取參與政治是一個漫長的搏奕，但羅馬的平民加入貴族卻是有傳統和法律定下的通道，只是這條路有一定的條件而已。後來，通過多場搏奕，最終平民也有晉身之階，而且，擔當過要職的平民在完成職務後就可獲推薦加入成為貴族。如此一來，貴族和平民之間是有流動的（也有貴族主動放棄貴族身份當平民的事）。貴族和平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況，自然就不用往死裡鬥。
所以才說雅典始終只停留在城邦規模來思考問題，雖然雅典人才智卓絕，在其認識範圍內拿出了民主政制，已經盡最大所能去調動平民的作戰和勞動的動機，可是始終無法淡化國內兩黨的鬥爭，以致很多時候必須通過對外戰爭掠奪去轉移視線和增加共同利益。反轉頭，對外戰爭以綁住同盟國時，卻往往又激化內部利益衝突（到底打誰，跟誰好）。如此一來，一朝沒有像佩理克利這種高手去適時轉變角度（但到晚年也左支右拙），雅典內部立馬大亂，影響外交決策，再回過頭來影響國內政治，無法穩定。
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教訓二：底層邏輯之重要
而雅典的遭遇，則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帶來的第二個思考：有一些表面看起來是階層、利益、國際間的衝突，其根源是更底層的社會建構和邏輯帶有的缺憾，只是當初規模未大時尚未發作而已。雅典和斯巴達，還有其餘的希臘城邦，俱被城邦的底層邏輯限制了眼光和行動，特別是發展途中改良得越適應的，反而對城邦有更強烈的路徑依賴，難以看到沿途其他風景。結果始終困在底層邏輯中走向破局。
同樣的道理甚至也可以應用在波斯身上。表面看，波斯是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大贏家。不用出半分兵力，只動用對波斯來說微不足道的資金，庇護並適時放走亞西比亞德，收買賴山德，不單加劇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戰爭烈度，令其兩敗俱傷之餘，又收回整個愛奧尼亞地區，稅財人三得；最後還成功把斯巴達乃至整個希臘區自願成為其僱傭兵供應地。直至馬其頓的崛起前，東地中海的霸主並非斯巴達或後起的底比斯，而是波斯。
但是，通過謀略得到的利益，卻無法轉化成整個帝國的力量，以致帝國的底層邏輯和罩門仍在：官僚效率低下、士兵缺乏堅強的鬥心和動機、皇王傳承的不穩，和為保皇位輕啓戰端等通通仍在。額外的領土和收入甚至加重了政府管治和收稅的負擔。到了亞歷山大一來，如此強大的帝國卻因為其罩門被亞歷山大擊中而倒下。累積的財富白白送給亞歷山大當軍資。
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教訓三：透過他者認識自己
順著第二個教訓而推導出來的，是第三個教訓：欲想了解自己的底層邏輯是甚麼，乃至令其能適應變化的狀況，單靠自己看自己的角度，恐怕多鑽一千次一千倍牛角尖都不見得鑽出來；可是，離開自己本土和本位，實事求是的審視他國他文化的現象和背後的構造和邏輯，再用他們的一套回頭審視自己，興許就能找出自己的底層邏輯，然後與時並進，雖然沒有帝國/邏輯不消亡/失效，但是如果能夠阻慢其來臨，並在來臨時能將其惡果和破壞減到最少，讓其壽終正寢，對人類而言已經功德無量。
如果不算退場時是否和平，而只算進場時有否嘗試吸收其他邏輯的話，那麼跟著而起的亞歷山大的馬其頓和羅馬，就有吸收各路邏輯而推出自己的邏輯。亞歷山大是以貴族合議的世襲國王做基礎、吸收雅典的學術開放、埃及的神授君權和醫術、波斯的帝國結構、財富和騎兵、粟特人和西徐亞人的商道和騎兵，希望能夠通過聯姻、眾多的亞歷山大城，和其底層的武力，建構一個多元帝國。只是亞歷山大太孤單：除了他一個人，根本沒有其他人有他的視角，就連他的師父，大哲亞理士多德，也仍然停留在城邦視角。所以就算他沒有英年早逝，也是沒有辦法建構不一樣的帝國。
相比之下，羅馬起源時，幾個底層邏輯在當時人未有意識下選到了一條有可擴容的路：階層流動、敗者同化、法治為本、基礎建設，和文化的兼容並收。之後他們吸收了伊特魯利亞人的工程技術、派學生到雅典學習各種學術，並在各領地亦盡量複製學校、考察並吸收希臘諸城邦的法律和面對階級矛盾時的教訓、希臘文全國通行、吸收了山岳人的戰術，改良羅馬軍團的戰陣、吸收了迦太基和希臘的造船能力，邀請他們當水手和水兵、學習漢尼拔對騎兵的運用、學習埃及和米索不達米亞的天文曆法、吸收努米底亞人、高盧人和日耳曼人當騎兵等等等，加上本身對法律、基建，和吸納新血的重視，天才如亞歷山大辦不到的事，羅馬人一代接一代下做到了。
這三點拿到現代，特別是發達國人口老化、現金融系統開始應付不了複雜的市場、氣候變化和環境污染導致的各種問題、貧富懸殊加劇等等的問題下，與其爭霸，不如嘗試學習吸收不同邏輯，然後由他者的角度審視自己，找尋自己的問題和定位，爭取成為解決問題時不可或缺的一員（player），而非指手劃腳充領導。如此或許可以避過甚麼不可避免的戰爭，以及就算贏了戰爭仍然一無所獲，甚至由盛轉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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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3
